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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电游官方网站再说牂牁江

2020-01-24 02:33

引言:自明、清以来,牂牁、夜郎就是贵州学人研究的历史课题,本文以大量的史实,证明牂牁江就是乌江,夜郎古国的中心就在今乌江流域中下游,也阐述了公元前27年夜郎王兴反叛汉朝,被牂牁太守陈立诱斩、数万夜郎王兵被击败于思邛的史实,值得一读。

缘起:参加10月30日至11月2日在思南召开的全省民族文化暨夜郎学术研讨会回来,我一直在思考:“汉成帝和平二年,夜郎王兴与牂牁太守陈业最后一战,在思邛画上句号”,这个本来是《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记得很清楚的历史大事,思邛水就在印江这个事实,为何自晚清以来被个别先学有意无意的忽略了,直到田维华、肖忠明等人大胆发声,这次才得到了省里不少的专业人士重视并认可!

两千多年前的夜郎像一缕轻纱,曾经真实地掠过贵州这片土地。当年的夜郎国国王,跟滇王一样,向汉朝使者发问:“汉孰与我大?”结果, “夜郎自大”这个成语,使这个名少见经传的夜郎古国,留在了人们的印象中。

今以《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料为基础,细读《贵州省志》、《思南府志》点校本、王燕玉的《贵州史专题考》,结合诸多前辈的考释成果和黔东北一带存留的物证,对牂牁江再作一番考释,探寻贵州的母亲河,与扑朔迷离的牂牁江那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是对《汉将夜郎王破陈丘考》一文因标点分歧的回应。

邻省都在“盯住”贵州“夜郎”的拥有权,那么,夜郎国的中心究竟在贵州哪里呢?

2012年8月15日至17日,铜仁学院乌江文化产业研究院和印江、思南、沿河41名从事史学研究的爱好者,相聚印江木黄“天天下”,专题交流牂牁江与乌江的渊源、厚重的历史文化怎样与旅游产业联姻?在这期间,原思南县人大代表李文仪交流了他的论文:《牂牁太守破夜郎兵数万于思邛" —— 一条被错误标点符号掩盖的历史信息》,探讨公元前27年,牂牁太守陈立破夜郎兵数万于思邛的话题。

近来,细读田维华、肖忠明、刘渝安、秦礼显等前辈的相关论着,受益非浅。诸多前辈的考释结果,让人信服。笔者不揣浅陋, 抛砖引玉,试着从五个层面进一步佐证,古夜郎国的中心就在乌江中下游。

标点分歧引发的辨论

一、夜郎归属成为争论焦点的原因

“牂牁太守据思邛水破夜郎王”一文,在思南会议召开以前,已经引起了省史学界的注意。认可这个观点的学者占了不少,从不同角度撰文佐证这一历史大事的学者也多了起来。不过,持异议者也还有之。省民族大学两位学者的《汉将夜郎王破陈丘考》一文,围绕《牂牁太守破夜郎兵数万于思邛" —— 一条被错误标点符号掩盖的历史信息》以下简称“牂牁太守”一文,作两点辨论。其一:认为“牂牁太守”一文,把《元和郡县志》中“武德三年置思王县 相传汉时陈立为牂牁太守阻兵保据思邛水汉将夜郎王数万破立于此安抚百姓时人思慕遂为县名。”标点为“武德三年,置思王县。相传汉时陈立为牂牁太守,阻兵保据思邛水,汉将夜郎王数万破。立于此安抚百姓,时人思慕,遂为县名。”不妥;“汉将夜郎王”一文认为,“牂牁太守”一文中把:“明朝地理志书《广舆记》在引用《元和郡县志》这一史料时云:‘汉牂牁太守陈立据思邛以叛诏夜郎王将兵破立安抚其地时人思慕号思王城与《汉书》陈立传不合’”标点为“汉牂牁太守陈立据思邛立安抚其地与《汉书》陈立传不合。”是坐实了《广舆记》作者的“想当然”。其二,“汉将夜郎王”一文认为,“牂牁太守”一文中“将陈丘坐实为陈立,完全颠倒了历史事实•••”

提及夜郎,必然牵涉牂牁。秦汉时期托管仲之名而作的《管子•小匡》记载:“葵秋之会,天子使大夫宰孔胙于桓公……南至吴、越、巴、牂牁、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这是文献中关于牂牁古国的最早记录。

事实上,《牂牁太守破夜郎兵数万于思邛》一文,只是引用“也有的版本将陈立之名记作‘陈丘’”这句话而已,文中引用资料也注解得非常明白,并没有把“公元前27年,汉将牂牁太守陈立以保据思邛水,破败夜郎数万兵于思邛”的史实,同《汉将夜郎王破陈丘考》一文提到的“前86年,益州、牂牁叛乱”绞到一起,更没有颠倒历史事实,将陈丘坐实为陈立。

省史学会范同寿 “关于牂牁的疑惑”一文说:在“鬼方”消亡以后,古夜郎国出现之前,今贵州地区曾经有一个被称为牂牁的古国。郑珍、莫友芝等人,根据《管子.小匡》的记载,认为牂牁是春秋时期南方的古国。后世学者们描述道:春秋时期的贵州被泛称为“南蛮”或“荆蛮”。

请看“牂牁太守”原文,是这样提到“陈丘”的:“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几乎所有的标点历史典籍和引用此资料的相关文章中,都将《元和郡志》和《广舆记》中的这两段史料标点为:

前有鬼方,后有夜郎,兴于春秋,亡于战国的牂牁国,借助中原战乱,向四周拓展势力,以至齐桓公称霸时,能与南方诸国并肩参与中原事务。春秋之后,牂牁被南越和新兴的夜郎袭领其地,失势的牂牁国君被降削到夜郎旁小邑居住。

“‘汉时陈立为牂牁太守,阻兵保据思邛水。汉将夜郎王数万,破立于此(也有的版本将陈立之名记作“陈丘”,曰“破丘于此”),安抚百姓,时人思慕,遂为县名’;(原文注:唐•李吉甫 着 贺 次君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2008年6月版卷第三十之江南道六)

然而,一些学者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管子》一书,不可尽信。

‘汉牂牁太守陈立,据思邛以叛,诏夜郎王将兵破立,安抚其地,时人思慕,号思王城,与《汉书》陈立传不合’。(原文注:嘉靖、道光、民国《思南府、县志》,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

《华阳国志》、《后汉书》、《水经注》记载:“楚顷襄王遣庄蹻溯沅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以且兰有椓船牂牁处,乃改其名牂牁”。

《牂牁太守破夜郎兵数万于思邛 —— 一条被错误标点符号掩盖的历史信息》一文说:“经这样一标点,我们且不论它与《汉书》陈立传合不合,只要看看‘汉将夜郎王数万,破立于此’、‘汉牂牁太守陈立据思邛以叛,诏夜郎王将兵破立’这两句便知它与公元前27年‘太守陈立杀兴’终结夜郎国历史这个基本史实‘不合’,并且意思完全相反。让人误认为是陈立在反叛朝廷,而夜郎王不仅代表朝廷‘破立于此’,还在战后‘安抚百姓’。”...“由于标点不同,后人将《元和郡县志》、《广舆记》中有关夜郎、陈立的信息打入冷宫,使“牂牁太守据思邛水破夜郎王”的信息,长期以来得不到史学界主流的认可,加上《史记》 、《汉书》中的地名记载又语焉不详,导致“夜郎”自晚清以来成为历史谜宫”。

牂牁江在哪里呢?汉武帝元鼎六年,司马迁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并安抚西南夷,以后写下了《西南夷列传》,首次提到与贵州历史密切关联的牂牁江:“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明白无误的告诉人们,夜郎临牂牁江,可通舟船。

“牂牁太守破夜郎兵数万于思邛"的历史信息, 未能引起少数学者的注意,透过《汉将夜郎王破陈丘考》一文的背后,我算是多少看岀了一点“道道”__近三百年来,人们对古夜郎的研究,集中到了贵州西部,考古发掘全围绕贵州西部做文章,但对贵州东部的夜郎研究,留下了一片空白。

由于明清以前的典籍对贵州历史的记录过于粗略,特别是自晚清以来,人们受“牂牁江必非贵州东部诸水”之说的影响,造成一些史料对牂牁江记载其说不一。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所列有乌江说、盘江说等。但是,哪一种说法才符合《史记》、《汉书》的记载呢?

个中原因,也许很多,借用史学家史继忠的话说,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对东部的研究”。

清.康熙时,贵州巡抚田雯着的《黔书》、清.嘉庆年间进士张澍的《续黔书》、清代学者晏斯盛的《黔中水道考》、贵州学政洪亮吉《延江水考》都认定: “牂牁江即今乌江”。《史记. 司马相如列传》几次把牂牁江同镂零缴牂牁镂零山。” “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清楚说明夜郎所临的牂牁江,不是一般的小河。古人称双步为一步,按这个标准计算,这条江面的宽度应该在一百五十米左右。在贵州,符合上述条件的河流自然是乌江,贵州省水利厅、林业厅提供的数据表明:乌江年平均径流量530亿立方米,水量同黄河相当。而南、北盘江的年平均流量加起来,也只有173亿立方米。因为,不具备相对稳定,而且要达到一定水位的流量,还有相对平缓的河床这三个条件,显然难以胜任一定载重量的船只往来。

长期从事档案研究的秦礼显,在《对牂牁夜郎与“两思”治地的历史渊源及误判研究》一文中,有这样一段灰谐而中肯的文字:“... 所以两个标点符号之误,掩盖了思邛县近邻思王县存在的史实及重大史学意义,...一句:“来往人等,不得在此小便”没有标点的本意,误解为:“来往人等不得,在此小便”。这种对古文理解的笑话,向来有之!

长江师范学院余继平、贵州省文联刘渝安、写《夜郎国志》的四川人罗家祥也是主张乌江说。

原中央党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胡华教授,生前说过的一句话:做史学研究的,史料、史观、史德,这三个特点一个都不能少。

持不同观点的人认为,乌江属于长江水系,不能直通番禺。

鉴于今天还有人把建于唐武德三年的思王县和唐开元四年以思邛水一线为界设的思邛县混为一谈。思王县治在今印江朗溪王家桶子附近。《东华录》记载:思王县地在思南府属之朗溪司。思邛县治在今印江峨岭镇甲山村。更离奇的是,个别人把思王县治曲解为今思南塘头或德江。所以,本文还有再说“牂牁太守据思邛水破夜郎王”的必要。

有人认为,牂牁江是现在的盘江。前人对盘江中的哪一支属于牂牁江,本身又有不同的看法。道光年间邹汉勋主纂的《大定府志》以红水河为牂牁江,认为“今红水江在册亨地可以行船,通番禺,是其证矣”;陈澧《西南水道考》以今北盘江为牂牁江;明万历年间郑旼《牂牁江解》把南北盘江合称牂牁江。

还原史料对牂牁的记载。

需要注意的是,北盘江的中、上游两岸陡峻,江流狭窄,不能行船,贞丰县百层以上只有少数渡口可以横渡,与《史记》、《汉书》所记“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的情况不符。还有,发源于宣威的革香河、可渡河在今水城汇合,流经古安顺府的郎岱厅、永宁州,纵然有白水河、打邦河、宁谷河汇入,其江面宽度不符合“江广百余步”,其水流量不能保证“足可行船”这一史实认定。有人因此提出了疑问。经考证,北盘江在贞丰县百层以上河段根本不能通航。安顺离北盘江“足可行船”的河段就更远了。

牂牁又作“牂柯”,指船只停泊时用以系缆绳的羊角形木桩。

1841年,郑珍、莫友芝两位先学,依据“可通番禺”作为把北盘江定为牂牁江的理由,实在经不起检验。事实上,《三国志·蜀志》说得很清楚,盘江与牂牁江各是一条江:“蜀后主建兴三年马忠破牂牁,诛牂牁太守朱褒。李恢自平夷至益州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牁,与亮声势相接。”

写于公元前108年至公元前93年的《史记》载“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汉书》记载约同。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无子赐其王印绶。……牁郡太守吴霸以闻,天子乃封其三子为侯。”

也有人认为,牂牁江是濛江。明.万历间贵州巡抚郭子章写的《黔记》说:“定番有牂牁江”。濛江虽可通达番禺,但涟江多为伏流,格凸河两岸陡峻,水流湍急,更难行船。同样是这位郭子章,万历二十八年到思南府城中和山华严寺题下、至今还保存的一首史诗中,就有:“山绕牂牁水满溪,五郡年前忆旧题”的描述。

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书《华阳国志》记载:“楚威王遣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1985年岀版的《贵州省志•地理志》把且兰暂定为今天的福泉)以伐夜郎,植群舸系船。于是且兰既克,夜郎又降。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返,遂留王滇池。蹻,楚庄王苗裔也。以牂牁系船,因名且兰为牂牁国。”《后汉书》载:“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蹻,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兰椓船牂牁,乃改其名为牂牁。”

还有人认为,牂牁江是都江。清.乾隆年间的贵州巡抚、云贵总督爱必达在《黔南识略》称“都柳江即古之豚水”,道光年间的贵州按察使吴振棫《黔语》云:“遯江,今都江也”。胡翯《牂牁丛考》说:“牂牁江者,今贵州三合县之都江”。史学家们考证,此江与蜀贾窃市、汉武发兵等史实涉及的方位不合。因为秦汉时牂牁江流域已置郡、县设官。

《史记》、《汉书》均载:“汉成帝时,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举兵相攻, 牂柯太守请发兵诛兴,议者以为道远不可击,遣太中大夫张匡持节和解,兴等不从命。”河平二年,牂柯太守陈立设计诱斩了夜郎王兴。兴的岳父翁指和儿子邪务,集合22邑之兵反汉。前26年夏,谈指被斩首,邪务下落不明。

晚清以来,由于部分学者认为牂牁江 是北盘江,又据此设定离北盘江200多里地的安顺是夜郎首府,并且还“定调”说“牂牁江必非贵州东部诸水”。由此导致200多年来,牂牁江被人们弄成了一条“糊涂江”,夜郎都城的归属也成为一个众说纷争的话题,民国《贵州通志•舆地志》又打了折衷牌。当代少数学人,也将“北盘江、红水河、黔江等,全长四千余里,误考为‘古总称牂牁江’”,这样的“折衷”既不科学、更经不起推敲。因为《三国志》第1046页、《后汉书》第3511页都明白提到了“盘江”,特别是《后汉书》还引用《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县北三百里有盘江…此江有毒气。

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也引用了上述史料:牂牁太守陈立斩夜郎王兴后,兴的岳父等人不服,组织余兵并胁迫二十二邑的夜郎兵反叛。陈立奏请汉成帝批准,在夷部地区招募兵源,和汉官都尉长史共同攻击翁指、邪务。翁指以石筑墙,继续抵抗,“立使奇兵绝其饷道,纵反间以诱其众”。到第二年的夏天,战事出现转机,“时天大旱,立绝其水道”,断其粮、水,迫使夜郎兵内讧。“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说的是,陈立随后又用反间计,诱惑一些夜郎将兵捕杀了酋首翁指,夜郎兵还提着他的首级投降了汉将。

2011年第12期《艺文论丛》刊载王德埙“贵州夜郎研究二十年”一文,文章列出了当今值得注意的几种声音:夜郎首府的认定分“临牂牁江方向”、“唐蒙符关方向”;王子尧、刘金才出版的《夜郎史传》,围绕争夜郎都城这个热点,坚持自己生造的“邑符津”之说,主张黔南说的设定蒙江为牂牁江,公元前111年唐蒙杀夜郎王兴时,推测夜郎中心在今福泉的杨老寨。文章说,曹波建议对贵州古墓葬、遗址出土的古人类遗骸,不妨采用DNA鉴定。这个意见值得重视。

由于明清以前的典籍对贵州历史的记录过于粗略,特别是大搞文化专制的清康雍乾三朝,下令烧掉有损其族的书籍。视金国为敌之宋、元、明史志更是首当其冲。 为加强其思想意识统治,乾隆编修《通鉴辑览》,亲自核定稿件内容,对曾为南明永历帝建都4年对抗清廷之地,自然耿耿于怀,免不了有意无意间将南明小朝廷建都之地,断为古夜郎,将盘江断为牂牁江。乾隆皇帝钦定了,其手下一班文人,还敢提“乌江即夜郎水”之类的话吗?所以,《御批通鉴辑览•注释》曰:“夜郎,今贵州以西,南笼诸府地,古为夜郎国,汉置县……牂牁即古郁水,其上流为今贵州之盘江……”此注一出,违背该书注释的提法,都成了禁区。整个清朝160多起文字狱案中,乾隆时期就有130余起。

这里就其中几个不敢苟同的观点作一粗浅分析:多家史料同载的“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怎么变成了“临牂牁江方向”?还说“只是言夜郎国边界达到‘牂牁江’而已”! 不知持此种观点的人士,如何解释 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古代, 在堪舆术已经成形的秦汉时期,人们多临江临河建州立郡的现象,何况古人依傍江河建造了思南、涪陵、武汉、南京等许多大小港口城市。笔者认为,应该是夜郎的首府临牂牁江。

从此,清代学者考证秦、汉、晋乃至唐时期设的夜郎县或郡的史料,只要是和《通鉴辑览》定调相抵触的,无人再敢提及。据统计,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总数为一万三千六百卷(另一数据:共禁毁书籍3000余种7万部以上)。另有一些书籍横遭删改。除了焚毁书籍,满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

其二,“唐蒙符关方向”一说,为何省略史料记载的一个关键的“巴”字?唐蒙出使夜郎,走的是哪条路呢?《史记.西南夷列传》说‘从巴蜀筰关入’,《汉书》第3839页改作‘从巴符关入’。为什么要改呢?因筰关在今成都以西的汉源县,不属于巴,自古为蜀道通往滇国而不是夜郎国的路道。《汉书》改作‘巴符关’,不变的是“巴”。“巴符关”在哪里?清《一统志》推测为四川合江,实际上西汉在今彭水置涪陵县,“涪”、“符”同音,“巴涪水”即今乌江,“巴符关”即当时涪陵的乌江山峡。《水经注》也是采用《汉书》这一说法。

任如松《四库全书答问•序》所言:“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禁毁之繁多,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毁文献,皆振古所绝无。”上个世纪30年代,鲁迅曾透辟地指出:“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

其三,主张蒙江说的学者,推测前111年唐蒙杀夜郎王兴时,夜郎的中心在今天的福泉。人们要问夜郎王到底有几个叫兴的名字,这与多家记载的“公元前27年,牂牁太守斩夜郎王兴”史料显然相悖。

说到这里,看官已经明白,连《史记》、《汉书》 这样的传世之作,都经《四库全书》过滤了的。1841年,郑珍、莫友芝两位先学,依据“可通番禺”作为把北盘江定为牂牁江的理由,又据此设定离北盘江近300多里地的安顺是夜郎首府,导致200多年来,牂牁江的归属成为一个众说纷争的话题。

四、主张盘江说的,理由是南越人回答唐蒙 “道西北牂牁江,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这句话。其实,这个倒装句的意思是:“牂牁江的西北道”,指的是牂牁江的西北面经红水河,可以通珠江的番禺城下。1995年9月成立的贵州省夜郎考古领导小组,实地踏勘了黔西南4个县市的240多个自然村寨,但是用作者的话说“尚无重大突破”。这个考古结论值得坚持“盘江说”的学者思考。相反,在乌江流域的赫章发现了奇特的“套头葬”。笔者认为,针对五花八门的新说,贵州省应尽快组成夜郎考古领导小组,对黔东北、黔北进行重点的考古调查,必要时采用DNA鉴定。

由于少数晚清学者误解了“道西北牂牁江”这句话牂牁江的西北面经红水河,可以通珠江的番禺城下),一段时间内又掌握了贵州的话语权,这才有了“牂牁江必非贵州东部诸水”之说的误判,才有了清《一统志》的推测,才有了盘江到红水河之说,甚至才有了将沿河到榕江以东排除在夜郎国之外的界线。

二、历代夜郎郡、县的行政区划及地方史书的记载,揭示了夜郎在乌江流域的沿革演化线索。

民国时期编修《辞源》、《辞海》等工具书,也自然沿袭乾隆《御批通鉴辑览》提法,该词条至今未修订。1982年出版的《贵州古代史》,虽然列举了包括乌江在内的七条牂牁江,但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三十家观点中有九家主张盘江说,为简单多数,只好维持盘江说。(引自刘瑜安“乾隆误读牂牁江 夜郎流浪应有年”资料)

大家知道,自秦汉到唐宋时代,朝廷在贵州多个地方设置过夜郎郡或县。首先要分清广义的夜郎和狭义的夜郎。1985年版的《贵州省志》说:广义的夜郎,是“南夷”的泛称。《水经注》称的“大夜郎国”,有且兰、夜郎、鄨、同并、漏卧、勾町、进桑七侯邑。狭义的夜郎专指夜郎国,“临牂牁江”,西有滇国,西南有钩町,南有漏卧。《贵州省志》说,“今兴义地区或恐有部分属漏卧”。夜郎王兴被杀后,其地归夜郎、谈指县。

事实上,清.康熙时,贵州巡抚田雯着的《黔书》、清.嘉庆年间进士张澍的《续黔书》、清代学者晏斯盛的《黔中水道考》、贵州学政洪亮吉《延江水考》以及今天的长江师范学院余继平、贵州省文联刘渝安、写《夜郎国志》的四川人罗家祥等人都认定:“牂牁江即今乌江”。

其次,要弄准不同朝代设置的夜郎郡、县,这样,才能把后期的夜郎郡县同公元前27年以前的夜郎古国区别开来。

持不同观点的人认为,乌江属于长江水系,不能直通番禺。道光年间邹汉勋主纂的《大定府志》以红水河为牂牁江,认为“今红水江在册亨地可以行船,通番禺,是其证矣”;陈澧《西南水道考》以今北盘江为牂牁江;明万历年间郑旼《牂牁江解》把南北盘江合称牂牁江。

我们先来看历史上的“夜郎”: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史记》的文献记载:“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粤……,恢因兵威使鄱阳令唐蒙风谕南越蒙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之一奇也。’……

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国、苴国、巴国。前311年,秦国“欲得楚黔中地,以武关之外易之”。秦国夜郎县设置于此时,夜郎氏改对楚称臣为对秦称臣。前223年,秦国灭楚国。秦代,夜郎地区分属巴郡、蜀郡、黔中郡、象郡徼外之地。

这确是一段值得寻味的史料,身为大汉王朝的使者唐蒙,从内地出使到南越国都番禺时,南越人难道不知晓唐蒙是替征战闻名的汉武帝来探听虚实?南越人也不是蠢货一帮,抓住汉使唐蒙的心理,反其道而用之,特意准备了汉朝禁止蜀郡出口的枸酱来招待唐蒙,在不声不响中,诱导唐蒙问南越人:“蒙问所从而来?”,南越人便在看去很轻松的场合下回答唐蒙说:“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南越人这个回话,在唐蒙看来,等于拿到了一份去南越的军事地图。于是带着这份“情报”回到长安城。

刘瑜安考证的材料说,秦在今贵州境内先后设置的县有镡成、且兰(1985年成书的《贵州省志.地理志》暂定为今天的福泉)、夜郎、汉阳等六个。

回到长安的唐蒙,又“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之一奇也。”唐蒙将这次探听来的信息,一起呈报汉武帝。为保险起见,汉武帝又特派唐蒙出使夜郎实地考察。这样,“乃拜蒙以中郎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符关入,遂见夜郎王多同。”当唐蒙等人踏勘夜郎国的牂牁江不能通航到达南越的番禺城时,才晓得在南越国吃“枸酱”的时候,南越人回答他那句“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是蒙骗他的话。

《太平御览》引唐代梁载言“《十道志》说:播州,播川郡。秦夜郎县之西南隅”。表明秦夜郎县治所在唐初播州之东北;而唐代播州属于秦夜郎县之西南一角。

南越国的人为什么要蒙骗唐蒙?原因不外乎是,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面对很强势的汉武帝,南越国要想固守疆土,势必也会派出间谍去汉国探听情报。既然汉武帝委派唐蒙来了,南越人便将计就计,在酒席上若无其事的抛出句“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的话,预防你汉武帝用兵征伐南越国,倘若岀兵南下,便误导你走南越国的西北面,进入几百里不通战船、且有瘴气的“牂牁江”,使其不能自拨。

秦末大乱,夜郎复国。其国界“东,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秦末汉初的七、八十年光景是夜郎国最强盛的时代。

这从后来《三国志•蜀志》描写诸葛亮征南中时,很多蜀兵误中水毒可以验证。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拜唐蒙为中郎将,出使夜郎。唐蒙与夜郎王多同达成借兵十万攻打南越等共识。元光五年在川南设犍为郡,作为经营“南夷”的据点。元朔三年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令犍为郡兼管。元鼎六年平定夜郎、且兰等部,设牂牁郡,辖今贵州及云南、广西一部分,郡治和都尉治均在贵州境内。

再来看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建元六年…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馀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

汉武帝建元年间,犍为郡只设南夷、夜郎两县,其余都为郡国。夜郎县治所在鳖邑,南夷县治所在且兰邑,后世误认为犍为郡都尉驻地是西汉早期的夜郎县治所。这时的犍为郡虽然只有两县,实际包括西汉晚期犍为郡、牂柯郡、及武陵郡西部。史料多是记载西汉晚期的犍为郡12县,造成后世学者忽略了这个认识夜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

实际情况是,在发觉唐蒙被南越人骗了之后的二十二年间,汉朝没有出兵南越国。到了元鼎五年秋,汉武帝得知南越内乱,便调遣罪人和江淮以南的水兵共10万人,分兵五路进攻南越。卫尉路博德率兵从长沙国桂阳直达四会县;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走豫章,直下横浦关;第三路、第四路是归降汉朝被封侯的两个南越人,率兵走零陵,直下漓水,一军直抵苍梧,然后取道西江,直抵番禺城下;第五路为驰义侯何遗,率领巴属罪人及夜朗兵马,沿牂柯江向番禺进发,刚起兵就因"且兰"君长不愿率军远征、路道遥远而且艰险,走得缓慢等缘故,没能赶到番禺参加五路水军的会战。

《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都载:元鼎六年 ,汉朝攻打南越,多同夜郎发兵协战。凯旋班师后,汉王朝授予夜郎王金印。且兰国按兵不动,汉八校尉斩头兰,“遂平南夷为牂柯郡”。随后,逐渐将大夜郎县及附属郡国地修成15县,仍属犍为郡。又将犍为郡鳖县、夜郎县、平夷县划属牂柯郡,牂牁郡辖且兰、鄨、平夷、毋敛、夜郎、同并、漏卧、钩町等17 县,郡治且兰。这是西汉晚期及东汉时的牂牁郡。所以西汉晚期犍为郡12县,牂柯郡17县。

注意,22年后的汉军征战南越时,楼船将军杨仆,恰恰是走当初唐蒙在上书汉武帝时说的“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这条路到番禺的,恰恰是驰义侯率领的巴属罪人及夜朗兵马,沿牂柯江向番禺进发的第五路兵马,没能赶到番禺参加会战。 从这个史实也可以反证唐蒙在南越国吃“枸酱”的时候,南越人回答他那句“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是假话。

罗家祥等考证,西汉晚期的夜郎县,为西汉早期大夜郎县的最南角。今安顺宁谷遗址一带,属西汉晚期及东汉时代的夜郎县。

历史上、冷兵器时代,中原王朝征伐南方,哪一次是走南越人说的这条路道?

此后大夜郎县和大南夷县分别被修成犍为15县、牂牁14县。其中犍为郡鳖县、夜郎县、平夷县在西汉晚期划入牂柯郡,所以,西汉末年犍为郡12县、牂柯郡17县(当时牂牁郡管辖北起大娄山以北,南至进桑关以南地方)。这一时期开始,夜郎国犍为都尉也移驻汉阳。

此外,“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这句话似乎亦有玄机。可否从军事心理学试作些分析:唐蒙知不知道这个蜀贾人的底细?身为商人的蜀贾人为什么要向唐蒙捅破从蜀郡走私枸酱岀来这层窗户纸?难道这个蜀贾人已被南越侦探买通,而故意在唐蒙面前揭蜀郡负责人管理失策之过,好让汉使唐蒙在汉武帝面前弹刻蜀郡管理者治理不力,挑拨君臣不和?这里面不排除南越侦探玩“一石二鸟”之计,先误导其走“道西北”,又用唐蒙扮演 “蒋干”的角色,要他挑起武帝对蜀郡管理者的不满,甚至猜忌。南越侦探为啥要使这一“连环计”?因为在南越官方看来,此计如果成功,汉朝用兵南越,军事上诱导其走几百里不通舟船的盘江,巧用水中毒气使之损兵折将。政治上,制造汉武帝与蜀郡管理者的隔阂。这样,造成汉廷即或岀征南越,不就又多了一道障碍吗?

东汉基本沿袭西汉晚期的建制。

然而,当唐蒙及汉武帝都知道南越人抛出这句假话的二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少数学者,还在以“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这句谎话,当作“第一手资料”来大谈特谈。也就是二千多年前,南越国间谍们意在打乱汉室用兵南越而说的这句蒙骗汉使之话,让贵州史学界苦争了两百多年的时间,就判不下今名乌江,是古名牂牁江的定论。

《华阳国志》:“晋元帝世,太守建宁孟才以骄暴无恩,郡民王清、范朗逐出之。刺史王逊怒,分鄨半为平夷郡,夜郎以南为夜郎郡”。

事实上,《三国志•蜀志》第1046页说得很清楚:“蜀后主建兴三年马忠破牂牁,诛牂牁太守朱褒。李恢自平夷至益州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牁,与亮声势相接。”这段史料,已经非常明白的告诉我们,盘江与牂牁江各是一条江。在作者陈寿的笔下,盘江就已经叫盘江了。也许,在乾隆看来,盘江这条河流的名称并没妨碍他的利益集团,所以在揉捏《四库全书》时完全有可能刀下留情,后人才嗅到了“盘江”二字的原始汤味。

《晋书.地理志》载:牂牁郡领且兰、夜郎等八县。晋怀帝永嘉五年 分牂柯置平夷、牂牁、夜郎三郡。其中夜郎郡领夜郎、谈指两县。洪亮吉《补东晋疆域志》云:牂牁郡领且兰、毋敛等五县。《水经注》的记载,夜郎临牂牁江,通广郁,通番禺,就是指这个西晋所设置的夜郎县。

《后汉书.郡国志》说“夜郎,出雄黄、雌黄”,也说“谈指,出丹”,又引《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有不津江,江有瘴气。”郑珍《牂牁十六县问答》,释不津江当是北盘江异名,并以此推断“谈指在兴义府”。《后汉书》第3511页也明白提到了“盘江”,县北三百里有盘江…此江有毒气。钱坫《新校注地理志》认为,恐在今兴义、盘县及云南沾益、罗平。

唐天宝元年改珍州为夜郎郡,领夜郎(今桐梓,从贞观十六年到北宋宣和二年废止,历时478年)等5县,明万历《贵州通志》卷十七载:充州治所在今石阡西,领牂牁、思王、平蛮等7县”。唐代在新晃也设过夜郎县。

我们知道,要保证一定载重量的船只往来,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流量相对稳定,河床相对平缓且要达到一定水位。贵州省水利厅、林业厅提供的数据表明:乌江年平均径流量530亿立方米,水量同黄河相当。而南、北盘江的年平均流量加起来,也只有173亿立方米。更关键的是,北盘江的中、上游两岸陡峻,连猴子过路都不敢撤娇,江流狭窄,河床深切,贞丰县百层镇以上根本不能行船,只有少数渡口可以横渡,这与《史记》、《汉书》所记“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的情况不符。还有,发源于宣威的革香河、可渡河在今水城汇合,流经古安顺府的郎岱厅、永宁州,纵然有白水河、打邦河、宁谷河汇入,其江面宽度也不符合“江广百余步”,其水流量不能保证“足可行船”这一史实认定。至于安顺,离北盘江“足可行船”的河段就更远了。

以上夜郎郡或县的建制变化,已清楚表明夜郎国的中心多在乌江流域。秦国夜郎县为置换楚国黔中郡土地而建立,西汉中期夜郎县为汉武帝派遣唐蒙与夜郎王谈判后建立,与夜郎国关系最紧密的应该是秦国夜郎县和西汉中期的夜郎县。

还有,1995年9月成立的贵州省夜郎考古领导小组,实地踏勘了黔西南4个县市的240多个自然村寨,但是用作者王德埙“贵州夜郎研究二十年”一文的话说“尚无重大突破”。这个考古结论值得坚持“盘江说”的学者思考。

三、乌江中下游作为夜郎国中心的历史依据

2005年6月8日、15日《贵州日报》先后发表了李飞、王宁的《夜郎寻踪》,综合反映了贵州西部夜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所发现的各种夜郎时期的遗迹和遗物,无论赫章可乐、威宁中水,还是普安铜鼓山,“都不是夜郎王族的遗存,而可能仅是夜郎中下级阶层的相关遗存。因为目前的考古发现和夜郎‘最大’的记载不符,和滇文化的辉煌不符。”因而“有可能是夜郎旁小邑之一”,“考古发掘的终极印证也还有待时日”。(引自刘喻安《夜郎核心区考古发掘时不我待》一文)

一个不争的史实是,在南船北马的中国古代,乌江是贵州重要的盐道、商道。换句话说,千百年来,黔中内外物资多凭乌江贸易,主流文化多赖乌江输入。

与此声音异曲同工的还有,王德埙“贵州夜郎研究二十年”一文,列出了当今值得注意的几种声音:夜郎首府的认定分“临牂牁江方向”、“唐蒙符关方向”。

战国时期,乌江是秦楚争夺黔中郡的战略要道。《华阳国志.巴志》:前316年,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侯,遂伐蜀,灭之。错自巴涪水取楚商于地为黔中郡”。

这里,笔者就其中几个不敢苟同的观点也作一粗浅分析:多家史料同载的“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怎么变成了“临牂牁江方向”?还说“只是言夜郎国边界达到‘牂牁江’而已”! 不知持此种观点的人士,如何解释在南船北马的古代, 人们多临江临河建州立郡的现象。因此,笔者认为,应该是夜郎的首府临牂牁江。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前303年,秦又使司马错率马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 《史记.秦本纪》说 “前280年,司马错再次伐楚,夺回黔中”。

其二,主张蒙江说的学者,推测前111年唐蒙杀夜郎王兴时,夜郎的中心在今天的福泉。人们要问夜郎王到底有几个叫兴的名字,唐蒙杀夜郎王兴,这又是哪家史书记载的?这显然与“公元前27年,牂牁太守斩夜郎王兴”的史料相悖。 这一点,我很赞同石朝江先生“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少女”这个说法。

隋代的田宗显率陕、晋、陇的十大姓创建黔中地,隋大业二年在乌江流域的彭水创建黔安郡,其子田世康在收复谭州后,就向乌江流域南部进军,公元630年改务州为思州,步步为营,控制乌江流域的北部。

回到主题上,牂牁江到底在哪里呢?

佛教文化也是凭借乌江这条黄金水道,溯江而上传播到贵州。公元639年,侯弘仁开辟牂牁道。北宋李昉《太平广记》载:“唐武后垂拱元年,牛腾被贬任牂牁建安丞,谪居贵州三年,大布佛教。在黔北、黔东建寺庙数座。”这是史志关于佛教传入贵州的最早记载。

据《古今地名对照辞典》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置牂牁郡,领且兰、漏卧、平夷、同并、毋敛、夜郎、句町等17县或道。

《思南府志》记载,在唐、五代时,贵州西部的‘乌蛮’来淇滩,武德四年,昆弥到长安朝贡,以后多取此路…贞元九年异罗寻遣使由乌江经黔州到长安朝贡。”

翻开汉代地图,牂牁郡在今贵阳的东北方,北面为巴郡,其西北方有犍为郡,西面为益州郡,西南方有越耑郡,南面为郁林郡,东面为零陵郡,东北面为武陵郡。

这些史料,足以证明乌江水道在古代贵州的枢纽地位。

隋•开皇五年置牂牁州,隋•大业二年置牂牁郡,领牂牁、宾阳二县,辖今黄平、施秉等县。

回到主题上来,《史记》、《汉书》均载:“汉成帝时,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举兵相攻, 牂柯太守请发兵诛兴,议者以为道远不可击,遣太中大夫张匡持节和解,兴等不从命。”河平二年,牂柯太守陈立设计诱斩了夜郎王兴。兴的岳父翁指和儿子邪务,集合22邑之兵反汉。

《唐史》载:“武德二年,牂牁首领,东谢谢龙羽,遣使入朝,封夜郎郡公,以其地为牂州”。唐武德三年在仡佬族聚居区设牂牁州。《新唐书•南蛮传下》载:“昆明东九百里,即牂牁国也。兵数出,侵地数千里。,上表请尽归牂牁故地”。牂牁郡,指今贵州省大部及广西、云南部分地区。《五代史》载:“辰州西,千五百里为牂牁……以牂牁为羁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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